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观接受《陆家嘴》杂志专访，她指出，影响力投资是门新学问，而新知识的学习需要时间，在时间中积累、思考与沉淀，最后才能开花结果，产生改变的力量。

沿着影响力投资的学习曲线前行

「影响力投资是门新学问，而新知识的学习需要时间，在时间中积累、思考与沉淀，最后才能开花结果，产生改变的力量。」邱慈观教授在接受《陆家嘴》采访时表示，在国内这波影响力投资的洪流中，她站上了个人的学习曲线，透过慎思明辩，创造了认知的高峰。
邱慈观教授被誉为可持续金融领域的拓荒者、中国影响力投资研究第一人。她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讲授「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及「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等课程。高金被称为「金融黄埔」，是全国唯一开出这方面正式课程的学院，课程面向MF、MBA及EMBA等项目研究生，有系统的传授相关理念。
邱慈观教授长期致力于可持续金融的研究和教育，并在此领域担负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今年四月，她和哥本哈根大学商学院等校合作，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影响力投资论文开发工作坊，为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明年的《影响力投资专刊》做征稿暖身。
经由邱教授推动而形成的平台，还有可持续金融论坛（sustainable finance forum，SFF）。平台成员为高金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四校，目标在于推动国内可持续金融的学术研究，并加强与实践者的互动。平台今年七月在深圳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国际会议，来自美国康乃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校的几十名学者发表学术论文，而且和实践者对话，以理解彼此的需求及未来携手努力的方向。这次会议的模式系国内首创，它的规格及内涵更为国内相关活动建立了标竿。另外，邱教授把国际上影响力投资的正确理念引入国内，持续跟踪、观察国内影响力投资的发展趋势，并且带领研究生共同撰写相关案例。
邱慈观看法独到，文笔洗练，是极受媒体欢迎的专栏作家。从2015年开始，她在《陆家嘴》开设「大哉论」系列，每月一论，迄今已写了四十四篇，内容多与可持续金融有关。今年下半年，她将出版《可持续金融》专书，其中纳入了ESG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普惠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四部分。另外，邱慈观和国内外学者合作，正在编写一本《影响力投资案例集》，预计明年完稿，而其中有些案例已纳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
邱慈观治学严谨，对教学研究充满热忱，擅于引导学生思考，而授课风格又深入浅出，既专业又有趣，故深受学生的欢迎。“我对学生有责任，必须教导正确的观念，引导思考，课程以培育新世代的投资人及基金经理为重点，这样才能帮助中国推动影响力投资。”她说。
《陆家嘴》：自从2007年摩根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提出「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至今已经12年。对于影响力投资，目前国际上有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
邱慈观：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刚出现的前几年，国际上的界定确实很混淆，不少文章对这情况做了介绍，更尝试厘清。譬如，当时两位德国学者写了一篇”What’s in a Name“的论文，企图从学者及实践者所说的影响力投资，找出这类投资的共通性，以及它和其他投资的区别。《哈佛商业评论》当时也有几篇类似的文章，都试图从混乱中找真意。
不过，经过几年努力，特别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组织（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等行业平台的建立，国际上对影响力投资的界定逐渐明朗化，而当各界人士使用这名词时，常指同样一种投资方式。事实上，如今从很多国际组织的官网，都可找到影响力投资的界定，内容也逐渐聚焦。譬如，无论GIIN、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等组织的网站，或是Acumen Fund、Bridges Fund Management、DBL Partners等影响力投资基金的网站内容，界定都大同小异。
详细来说，影响力投资的界定特质有四点。第一，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投资方、金融中介及被投资方，都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明确意图，而这种意图（intention）更以具体方式，写进了影响力投资合同。针对影响力投资合同如何以法律语词纳入这种意图，去年沃顿商学院的Geczy教授就展开学术研究，且发现「意图」是这类投资有别于其他投资的关键之一。
第二，影响力投资是投资，而不是慈善捐赠，所以它要求财务回报。这个要求也凸显了影响力投资的难处，因为它拟解决的是社会痛点问题，譬如贫穷、饥荒，但针对这些问题而发的投资，往往很难获得高回报。因此，世界上真正致力于影响力投资的基金，屈指可数，并不是太多，其中有些还在和损益两平奋斗，专到山巅水涯去做农村合作社融资的Root Capital就是一例。
第三，影响力投资的财务回报，视投资项目、资产类别、投资人的价值取向等因素而定，可从市场回报率到让步回报率都有。正因投资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回报预期，有些项目可采用混搭式资本结构，把回报要求不同的投资人配在一起，以扩大投资机会，但这要靠金融中介来帮忙完成。譬如，依绩效而付款的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 SIB），就常采用混搭式资本结构，把风险与回报不同的投资人予以层级式混搭，而知名投行高盛对此很擅长，由它经手的SIB都采用层级式资本结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影响力投资人是「双底线投资人」，同时追求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但依其对两种回报的轻重要求，可分成两类。一种是「财务回报优先」的影响力投资人（finance first impact investor），他们对所要获得的影响力回报设了底线，在底线之上最大化财务回报。第二种是「影响力优先」的影响力投资人（impact first impact investor），他们对财务回报设了底线，在底线之上最大化社会影响力。从传统投资眼光看，第一种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第二种是比较消极的投资人，当把他们相配时，双方互补，产生了「阴阳投资」，可以扩大彼此的投资机会，达到前所未能触及的境地。当然，在上两者之外，还可纳入慈善捐赠者，把这想成是「只要影响力」的投资人（impact only investor）。当市场上有了这三种投资人时，就可形成层级式资本结构，先引入「只要影响力」的投资人，把风险吸收掉一部分后，再依序引入「影响力优先」及「财务回报优先」的投资人，从而扩大了所有人的投资机会。
对影响力投资人的这种类别划分，由Monitor Institute提出，其实在金融里也不是什么新概念，早已实践多年。譬如，SIB依投资人类别而把同一只债券分成不同券种，就是这种做法。美国2012年以降低犯罪率为目标而推出的Rikers Island SIB，就由高盛帮忙划分成券种，由不同类别的投资人承接，但这只SIB后来失败了，由纽约市前市长的彭博基金会承担所有亏损。我2017年11月的「大哉论」，以「影响力投资的资本结构」为题，写的就是这些。
第四，影响力投资须有影响力管理与衡量两方面，包括社会影响力的开发、数据收集、KPI的编制等，而这往往由金融中介与被投资方共同努力来完成。对于影响力的管理与衡量，目前国际上已建立了标准，譬如IRIS就是一套。一些比较专业的影响力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更制订了它的内部标准，譬如上面提到的Bridges Fund Management，就以会计上的平衡计分卡发展出它自己的影响力计分卡。衡量影响力有不少方法，但努力是必须的，目的在于帮忙做决策。
《陆家嘴》：依据您上面说的这四点特质，是否就足以界定影响力投资？
邱慈观：除了上面四点特质外，针对如何区别「圈内人」与「圈外人」，我想应加入另一点特质：影响力投资是以VC（风险投资）的方式，针对新创公司进行投资，而被投资方通常须针对社会痛点问题，提出创意解决方案。社会痛点问题很多，但常以联合国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来表述，其中有除贫、洁水、教育、性别平等、经济发展等。
VC有「募、投、管、退」四个步骤，在影响力投资领域亦然，基金公司先向双底线投资人募集资金，依照拟订标准挑选投资标的，然后对被投资方进行投后管理，包括协助建立制度、对接资源及影响力管理与评量，最后透过出场而把投资变现。换言之，这是以耐心资本的方式，在投资新创公司，孵育它、陪伴它成长，让它释出能量，带给社会改变。
我去年在「大哉论」上曾介绍过几个影响力投资标的，譬如开发早产儿保温袋的Embrace、设计移动式卫生设备的Sanergy，就是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的新创公司，而对它们挹注资金的Acumen Fund及Capricorn Investment Group都是影响力投资方面的耐心资本。
VC做的是一级市场投资，特别是透过「投后管理」这个步骤，来驱动及监督被投资标的产生社会影响力，这种驱动及监督就是我上面说的「意图」，已明确合同化，以白纸黑字叙明具体条件，包括当被投资公司未能履约时，须承担的后果及罚责。这种驱动及监督在二级市场就很难做到，因为这是股权在投资人手中相互转让的市场，转让过程和企业不相关，资金不进企业，其中也不涉及任何投资人和发股公司的合同。
针对二级市场投资是否可创造社会价值，学者进行了研究，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除非能透过股东力量而改变持股公司的行为。例如，史坦佛大学前法学院院长Brest教授等人，在〈投资人如何创造社会价值〉一文中，针对二级市场投资能创造社会价值的论点，以大量证据予以驳斥。这个研究结果肯定的是另一个论点：社会价值创造须以影响力投资透过一级市场来达成。
《陆家嘴》：请您简单说说，影响力投资和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责任投资有何不同？
邱慈观：最近两、三年，ESG责任投资开始在国内盛行，好像它是一种前沿的投资方式。但事实上，它在欧美已发展快半世纪了，但被引入国内的确才几年。ESG责任投资有七种投资策略，包括剔除法、依合约筛选法、同类最佳法、可持续主题法、积极股东法、ESG融入法，以及影响力投资。这不是我个人的说法，国际上的可持续投资联盟、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等，都这么界定。
基金经理在1971年第一次使用剔除法，基金是Pax World Fund。基金经理人在1999年第一次使用同类最佳法，基金是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影响力投资是ESG责任投资之七种策略中最晚崛起的，名词在2007年出现。这些事在相关文献中都记载得很清楚。
我要强调的是，前面对影响力投资的界定特质，同时也把它和其他六种ESG投资策略做了区隔。第一，除影响力投资涉入一级市场外，其他六种策略普遍以二级市场为主。第二，就影响力投资因「意图」产生的积极性看，它有别于消极的选股策略，譬如剔除法、依公约筛选法等。第三，就影响力投资对社会效益管理的要求看，它有别于其他的积极策略，譬如积极股东法。
只有在对各种ESG投资策略做出明确的、和国际接轨的界定后，我们才能分别估算各策略的市场规模，就像欧美的Eurosif、US SIF一样。目前国内对影响力投资欠缺认识，有人硬要把二级市场的ESG指数说成是影响力投资，这就让学者专家很难认同，更没法收集数据了。
《陆家嘴》：影响力投资在国际上有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国内发展情况如何？
邱慈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组织（GIIN）会做调查并发布年报。根据2018年的年报，前一年（即2017年）全世界影响力投资的基金规模是2280亿美元，这是存量，是历年累积但还未出脱的影响力投资；全年投资了380亿美元，这是增量，是新做的影响力投资案。另外，以交易笔数看，2017年一共做了11, 700笔交易，算下来每笔交易的金额就很小，只有325万美元。从数字对比，就更能看出影响力投资的规模非常小。譬如，2017年全球绿债的存量9000亿美元，流量大概是1600亿，这就比影响力投资多出几倍。另外，与全球公募基金的资产规模相比，影响力投资的规模不及其0.1%。
这些数字背后的信息很明确，影响力投资的量很小，标的不好找，因为它针对金字塔底部人口，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让模式能扩规，能具有财务可持续性。这反映了我前面说的，在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里，无论投资人、金融中介或供货商，都要有强烈的动机去改变世界，才会愿意涉入。所谓改变世界，是针对社会痛点问题去寻求创意的解决方案，而这些问题对金字塔底部人口的困扰最大，譬如说没有干净的饮水、没有卫生间、欠缺医疗渠道等。创意解决方案常由新创公司提出，其中有些是社企，有些是营利企业，而VC会以符合影响力投资理念的标准挑选投资对象。
金字塔底部人口的支付能力有限，产品与服务供货商须能降低成本结构，提出新颖的订价模式，且开发创意的销售渠道。这是任何成功的影响力投资标的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在订价模式方面，交叉贴补最常被使用，供货商把产品以较高价格卖给富裕客户，较低价格卖给贫穷客户，而以前者的获利来弥补后者的亏损。印度知名的救护车Ambulance 1298采用这模型，亚拉文眼科医院也采用这模型。
国内的影响力投资方面，到目前为止，真正涉入的专业VC只有少数几家，并没有形成任何群聚效果，更欠缺任何统计数字。它们过去总共做了几十个案子，规模都不大，属于文学上的「小品文」，内容关乎自闭症医疗、物联网养渔、文化教材开发，而且多数仍未退出。
相较之下，美英典型的影响力投资案是平价住房（affordable housing），供给都市里的低收入人口居住及商家开店，具有增加工作岗位、复苏区域经济的效果。但项目涉及土地取得、社区开发、楼宇兴建、商家引进等，需要庞大资金及多种配套措施，相关风险也很高。美国从1940年代开始涉入平价住房，在政府及民间携手努力下摸索了几十年，终于逐渐摸出门路，也形成最主要的影响力投资项目。国内虽有平价住房的需求，譬如对北京蚁窝里的农民工提供安全的、有尊严的住房，但目前仍在想象阶段，最近我才首度看到上海市政府征求案子，拟探讨可能性。
《陆家嘴》：与传统VC相比，影响力投资基金经理挑选投资对象，有什么特别要求？
邱慈观：影响力投资VC挑选影响力投资标的，当然会与传统的VC不同，这点可以美国知名的聪明人基金来看，它拟订了五个投资标准，其中涉及影响力管理及项目示范效果等。
第一个标准关乎创业团队的诚信和专业能力，因为无论那种投资，人永远是最重要的。一流的团队能把二流的案子变成一流，但二流的团队却会把一流的案子变成二流。第二个标准与产品的商业模式有关，模型必须在财务上可持续，必须能获取合理的回报。这点并不容易做到，而理由与受益人的支付能力有关。第三是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模式要能复制，才可能扩规，让更多人受益。这点也不容易做到，有太多投资案永远停留在小模小样的阶段。第四是产品的社会影响力，譬如创造多少工作岗位、降低多少碳排量等。这个标准和影响力的管理及评量有关。最后是产品的示范效果，是否能激励同行，是否能推动一个新行业的产生等等。
《陆家嘴》：在「大哉论」专栏中，您写过一些影响力投资案例，请介绍几个您欣赏的案例。
邱慈观：首先我必须厘清所谓的「影响力投资案例」，从哈佛案例看，它们通常是针对影响力投资的基金管理公司，譬如Bridges Fund Management、聪明人基金等，而不是被投资对象。
「大哉论」专栏对上面两家都介绍过，它們对投资领域及投资标准有独到看法，对投后管理及行业推动都不遗余力。除此之外，我挺欣赏美国的Root Capital，它专门对missing middle融资，这类组织以中南美洲及非洲的农村合作社为主，每间拥有几百户小农，生产咖啡、红椒、花生等农作物。它们地处偏远地带，规模对银行来说太小，对普惠金融来说太大，以致拿不到资金。Root Capital帮它们和国际市场连接，以星巴克等大企业的订单作抵押，引入供应链金融，发放贷款给农村合作社，教导有机农耕方式，以保护自然生态。
Root Capital所赴之地是泥泞路的尾端，连路都没有了，而接触的是金字塔最底部的小农，因此迄今只能打平成本，而它的投资人属于「影响力优先型」，要求相当于6个月期Libor的回报。Root Capital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影响力效率前沿」专项，提供了回报、风险及社会影响力等三种数据，帮助学者推进研究。
国内的案例以禹闳最广为人知，是致力于影响力投资的基金公司，已做了十多个案例，案子规模从一千万到一亿人民币不等，重点落在养老、农业、环保的教育等方面。当然，我们不能拿国际标准来要求禹闳，因为外在的机构背景不一样。禹閎非常努力，不但坚持理想，且不断提升自我。譬如，它原本未留意数据收集，过去影响力评量做得不多，但最近快马加鞭，大步向这方面迈进。
禹闳案例里，浙江绿康医养集团相当知名，但我对社区养老有个人看法，倒不认为这案子特别。我比较欣赏安徽强英鸭业的投资案，这是在安徽贫困区的案子，从鸭苗孵化、饲料生产、幼鸭养殖、成鸭屠宰、冷冻包装到运输，所有步骤都有，外加透过供应链做普惠金融。案子具有环保效果，因为强英独创的笼鸭养殖法降低了水源及土地的污染。案子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强英号召农民工返乡养鸭，创造了近万个工作岗位，外加当地采购产生的经济效应。最后，禹闳也为投资人带来效益，
2013年原始投资的1.1亿近期已成功退出，而且回报相当不错。
《陆家嘴》：与传统投资相比，影响力投资的财务回报率是较高，还是较低？
邱慈观：一般情况是比较低。影响力投资人追求两种回报，只看财务回报的话，的确比较低，但因有社会回报，所以两者加起来还好。另一个角度看，财务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存有抵让关系，而影响力投资人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放弃财务回报，以换取社会回报。
这几年影响力投资的数据日趋完备，学者对这种「抵让」（trade-off）做了不少研究，结果证实了以上看法。譬如，去年加州大学的Barber等教授，透过追求双重回报的VC基金数据做研究，发现投资人可从影响力投资中获得「非金钱性」的回报，因而愿牺牲财务回报来换取。研究发现，与传统VC相比，影响力投资VC的财务回报会低5%左右。
针对影响力投资是否可能「义利并举」，哈佛大学Learner教授利用美国社区发展VC的数据进行检测，研究结果否定了「义利并举」。特别是，社区发展VC以推动落后地区发展、提高金字塔底部人口的福祉为使命，因而都投资在城市边缘、欠发展地带，而投资也落在非主流行业。这些因素降低了投资退出的可能性，造成影响力投资没法义利兼得。
除了这两篇学术论文外，这系列研究一直在展开，而随着更多数据出炉、更创意的研究设计，过去曾一度被追捧的「义利并举」假设，如今却被推翻了。国际上这些新发现也值得国内深思，其中凸显了坚持初心是有代价的。倘使某人宣称做影响力投资，又宣称回报高，那么可能是他面对的不是金字塔底部人口的市场吧!
《陆家嘴》：对于金字塔底部人口，是否应以捐赠为主？影响力投资可能很难做吧？
邱慈观：针对社会痛点问题，我们有几种涉入方式，影响力投资只是其中之一，但它未必行得通，有些情况必须回到传统的无偿捐赠、特別是当项目针对的是最弱势人口时。另一方面，就算做影响力投资，财务回报也会依项目特质而不同，范围可从市场回报率到让步回报率。透过赞助款和捐赠款做的案子也一样，回报可以从100%保本、70%、30%到全部亏光。
影响力投资之所以崛起，就是看到传统慈善捐赠的低效，认为这种供资方式欠缺严格的绩效考核，难以推动项目方创新。因此，倘能把VC引入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的市场，利用资本市场的纪律和活力，再透过VC「募、投、管、退」的那套标准，特别是投后管理对项目方的提携与监督，应该可以更好的解决社会问题。从传统慈善到影响力投资之间，有一块venture philanthropy（VP, 公益创投）的空间，就是这概念，而今天欧洲的EVPA，也是从VP这字而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给慈善捐赠，针对捐赠的弊病而转折到VP，时间上是二十世纪末，当时有不少人呼吁改变的必要性。1997年《哈佛商业评论》上，有篇Letts教授以「基金会从VC能学到什么」的经典文章，对转变理由就做了精辟解析。
针对由投资与慈善形成的回报率光谱，可参考欧米迪亚网络组织（Omidyar Network, ON）的做法。它由eBay创始人皮尔·欧米迪亚出资形成，资金雄厚，招募了一个精英团队。ON界定了一个回报率光谱，从投资到慈善都有。倘使是投资，ON要看案子性质是否有条件做到回报率最大化，凡有可能这么做的，就归在这一块，而不能这么做的，就顺流而下，归到让步回报率那一块。以此类推，再下来是保本的案子，但有些可以100%保本，有些只能70%保本，有些30%，另一些可能是纯粹慈善，捐出后拿不回一毛钱。重要的是，凡是有能力形成投资案的，绝不松弛，绝不让它沦为慈善捐赠。除了ON以外，聪明人基金也坚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它已经不给赞助款了，只做投资，以资本市场的纪律来要求影响力投资!
当然，即使擅长投资的影响力投资基金，也理解投资的极限，而须保留一块田地给弱势人口，而上面讲的市场区隔（market segmentation）策略，就是一种方式，把高回报与低回报的影响力投资案，分别归入不同的基金而予以区隔。在这方面，英国知名的影响力投资公司Bridges Fund Management就采纳这个策略，把针对智障、身障、老人等弱势人口开发产品与服务的投资案，归入一只「社会企业家基金」，只要求3%的回报率。对比之下，Bridges的成长基金及地产基金可拿到20%以上的回报率。须注意的是，性质不同、追求不同回报率的基金，募资对象也不同。「社会企业家基金」的资金，来自慈善捐赠或政府赞助，而成长基金及地产基金的资金，则来自机构法人或高净值个人。
事实上，您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太中肯了。今年四月我去国外参加一个影响力投资的闭门会议，主持人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这问题，而且点名我回答。当时我就说，区隔市场是一种做法，并指出Bridges的14只基金里，仅两只真正针对弱势人口，而这无疑表示这类投资很难做。
您这个问题在国内从未有人讨论过，原因和国内影响力投资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有关。国内没有像Bridges这样成熟的基金公司，已经做了几百个案子，以金字塔各级人口为对象，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的投资人，需要把案子要归入不同性质的基金，要考虑基金分类及相互关系等等。
《陆家嘴》：近两年国际上知名的私募股权公司也启动了影响力投资，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邱慈观：是的，2017年美国专做中间市场并购的德太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 TPG），就募资20亿美元，形成了TPG-Rise Fund影响力投资基金，它是这类基金中全球规模最大的。知名的私募股权公司KKR正在募集10亿资金，而Blackstone也逐渐形成了影响力投资团队。
私募股权算是比较晚才进入影响力投资，在此之前，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及投资银行早就布局了，包括高盛、瑞士银行财富管理部门、Prudential Financial等。它们进入市场，反映了养老金及资管行业开始青睐影响力投资，但这带来的后果有正负两方面。
从正面看，大型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强，能从事高质量研发，故能推动影响力投资的专业化发展。事实证明，它们进场的确产生了这方面效果。以TPG-Rise为例，它组建一个影响力投资研究团队，致力于基础概念的落实，譬如影响力货币乘数（impact multiple of money, IMM）就是它发展的，以计算每一元投资所产生影响力之金钱价值。IMM的对比概念是IRR，亦即我们投资时常计算的内涵报酬率。对于追求双底线回报的影响力投资，现在可用IRR计算财务方面的内涵报酬率，用IMM计算影响力方面的内涵报酬率，而这些工具都帮助投资人做决定。
从负面看，大型金融机构会把逐利性带进影响力投资的场域，造成影响力投资难以维持初心，因而偏离了使命。特别是，正宗的影响力投资应该针对金字塔底部人口所面临的问题，而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存在的抵让，会促使逐利导向的大型金融机构想提高财务回报，而这必须以降低社会回报来达成。
倘对大型金融机构所做的影响力投资案做些分析，就会发现我所言不假。例如，Rise Fund投资组合中有一个Dodla Dairy的案子，这是印度南部最大的乳制品公司，向农村小酪农收购牛乳，也做供应链金融，因此从普惠金融及经济效果等方面看，的确相当不错。但Dodla成立于1995年，历经多年发展，是个成熟案例，在准备上市。Rise Fund去年进场，明显是想赚取IPO价差的钱，而这和影响力投资「舍我其谁」的精神明显不相符。
「舍我其谁」是影响力投资的真谛，英文的专业用语是additionality（外加性），表示影响力投资资金应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流向资本最匮乏的地方，而不是上市前因有利可图而资金蜂拥流入的地方。许多文献对「外加性」都有深入说明，它是评估影响力投资真假的关键。
《陆家嘴》：您从2015年开始在高金开设影响力投资的课程，这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经由研究生院核准、面向正式学生开设的影响力投资课程。您的课程框架是怎样的？
邱慈观：我们学院特别严谨，四年前我申请开「影响力投资」这门课时，课程委员会要我提出理由，拿出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课纲。当时我说明了影响力投资与正统金融学课程之间的关系、而且提交了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校的课纲。我虽参考了这些课纲，但依据授课时数、学生水平等实际情况做了调整，课程委员审议后核准我开课，并给我一年时间备课。
2015年开课时，只有40多人修课，但很受欢迎，课评非常好，于是名声逐渐传出，情况到今年已完全不同。目前我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共开出三门课，每门都是2学分24课时，但这三门课并非只开一个时段，其中两门分别开出两个时段，因为太抢手，一个70人的时段，据说在选课系统开放后立刻被抢光。今年高金共有320名学生修我这三门课，对此我既喜又忧，喜的是教学相长，受学生肯定，而忧的是自己要加倍努力，不能让学生失望。
这三门课是「影响力投资：教室之内」、「影响力投资：教室之外」，及「可持续金融」。今天访谈主题是影响力投资，我们暂且不说可持续金融吧。
「影响力投资：教室之内」是我2015年开的影响力投资，后来为了要与第二门课区分，才加上附标。这门课的内容由三部分组分，第一部分是概念基础，包括分析影响力投资的界定特质、探讨这种投资理念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说明行业发展趋势及相关问题等。第二部分是学术论文解析。国际上已出现了影响力投资的学术论文，而学生必须了解研究趋势，有什么重要问题，有什么数据存在，有那些适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拿国家学位的学生要写学位论文，必须学会提问、逻辑思维及方法学。第三部分是案例。哈佛商学院案例库已累积了两百多个影响力投资案例，我们在课上教30个，包括上面提到的几间基金公司，都是领域里的翘楚。
第一门课是inside the classroom，从它我又beyond the classroom，开出「影响力投资：教室之外」，是实境学习的国际模块。我带学生到美国纽约参访，对象是在教室内讲过的案例公司，让学生和案例中的决策者互动，深化学习效果。这种实境学习的课不容易设计，我做了很多努力，和哈佛案例中的高管联系上，请他们对学生讲解基金特质和策略等。高管很忙，未必能抽出时间，但我请学生把意见整理好，写成汇报发给他，外加五个具体问题，拟在纽约现场和他互动。高管收到邮件后，通常很快回复OK，因为他不忍拒绝好求真理的学生。
《陆家嘴》：您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有哪些不足，应如何推动？
邱慈观：有关这话题，我该讲的都写在今年五月FT-中文网上「中国的影响力投资」那篇文章里，其中没讲的，上面也补充了很多，我再总结一下。
影响力投资在一个国家是否做得起来，有宏观、中观及微观三层因素，它们有时会形成制约条件，限制了影响力投资的在地发展，而有时会形成赋能条件，加速它的在地发展。譬如，英国有成熟的VC传统、活跃企业家精神与独立的社会服务部门，三个因素都形成它发展影响力投资的有利条件。对比之下，北欧很难推动影响力投资，政府对人民的照顾「从摇篮到坟墓」，没有导入民间资金来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的必要。
针对国内现况，我另有几点建议。第一，这领域的推动须以基础建设为主，有心者应致力于生态系统的建立。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有三块核心，即投资人、金融中介与被投资标的，而目前国内任何一块都不成熟，需要培育观念、建立平台及引导互动。
第二，国内影响力投资的实践者，不要为了把饼做大，硬把ESG责任投资中的其他方法归为影响力投资，也不要一再吹嘘投资回报率，却经不起检验，更拿不出影响力绩效数据。
第三，从培育未来影响力投资基金经理的立场，我呼吁教课要拿出良心，自己先虚心学习，把影响力投资搞清楚，再来教人。倘使自己都没准备好就教人，传播了很多错误观念，这是混淆视听，反而形成思想灾害。
我上面的说法可能有些负面，其实是某种形式的针砭。影响力投资是门新学问，而新知识的学习需要时间，在时间中积累、思考与沉淀，最后才能开花结果，产生改变的力量。
国内从开始讲影响力投资到今天，大概五、六年了，而随着时间发展，原本扑朔迷离的场景，经过一番洗牌而明朗化，看清了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这是国内推动影响力投资必经的历程，我有幸随着洪流前行，站上个人的学习曲线，透过慎思明辩，持续创造认知的高峰。在这历程中，我享受了以文会友的乐趣，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学者，共同引领学生前行，为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