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EMBA/EE/GES项目和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联合主办的“高金E讲堂”第12期线上沙龙活动圆满结束，多个国内知名财经门户网站同步联合呈现。本次沙龙聚焦于“全球资管的中国展业与市场布局”，特别邀请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学术副院长、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商业领袖学者项目学术主任严弘，罗素投资中国区总裁兼总经理谭颖，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大中华区CEO汪弘彬，与大家分享对于外资资管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的思考。

以下为对话精粹：

PART.1全球资管的中国展业和布局

汪弘彬：对于“全球资管的中国展业和布局”这一主题，从大的格局上来讲，今年的4月1号在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去年7月，金融委刚好颁布11条，随后一行两会也分别颁布了一些细则，其中甚至把原来预计2021年实施的开放都提前到了2020年。

这里要请教严院长的是，为什么开放加速在了这个时间？另外，全面开放后对于外资金融体系进入我们的金融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格局影响？

严弘：中国的金融开放在两年前正式启动，今年更是举足轻重的一年，因为今年很多海外金融机构都可以实现控股甚至独资在中国市场进行运营。那么之所以政策出台步伐比预期更快，其实有几个重要的背景与考量。

一方面，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外界经验，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市场运行的质量，更好地使金融行业为实体经济提供相应的服务。所以，从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对外开放是一个内在的驱动。

另一方面，今年对上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因为上海要在今年建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引入更多海外金融机构进入到中国市场，能够提供更加国际化、更加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和发展策略。

今年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从2019年开始中美关系受到了贸易战的挑战，今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又给全世界各地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引发了一些关于去全球化、中美脱钩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从两年前开始，中国金融开放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更好地实现对外开放可以形成一个对所谓的脱钩论调或者脱钩行为的对冲。

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内部市场，但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结合，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中国经济的紧密关联。所以，让更多海外机构参与到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中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金融行业进一步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汪弘彬：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在合作合资的角度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很多的控制力。想请教院长，现在舆论对此的讨论是怎样的？大家都希望形成的控股格局是怎样的？

严弘：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很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证券公司也通过合资企业的模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可以说外资金融机构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市场。但由于各种政策上或者合作伙伴理念上的原因，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局面可能没有完全打开。

今年是对外开放重要的一年，我们允许很多外资机构形成控股或者独资的形态，让这些外资机构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以控股或者独资的形式，拥有它独特的或者独立的运营理念和决策机制，更好地根据中国市场以及他们自己在海外的经验开展业务。这从另一个角度充分体现了我们政府对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强的信心。因为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市场发展总体来说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资机构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去设立自己的独资公司或控股公司，以更好地运用自己的理念和过去的经验，在中国开展相应的业务。中国金融服务行业还在发展的初期，它将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占到先机，以自己独特的理念来发展业务的话，我认为这也是很多外资机构都可能愿意做的事情。

汪弘彬：罗素作为一个外资资管企业来到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对你们的吸引力在哪里？在开业的过程中，在抓市场机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又要如何迎接这些挑战？

谭颖：这是一个很大也很现实的问题。一是中国市场的机会相当得多，如果看一个宏观面的话，比如居民财富的积累，比如市场的逐步开放，包括资管新规实施已经两年，提倡的是标准化产品和专业化的资管模式，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大数据在中国的铺开应用使得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更加紧密地有机结合，对将来的产品创新，尤其是个性化产品的创新，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对外资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机会。


在我看来，还有几点不能错过。一个是大家都在探讨的银行理财，它的净值的转型，最后以FOF、MOM的方式来落地帮助解决产品创新的问题，比如家族办公室、大学基金会，可能都有非常大的资产配置需求，甚至有全球化配置的需求。还有一个是养老金，大家都期待它在未来的几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另外，最近基金投顾又开始轰轰烈烈地往前走了，这个与我们多管理人模式也非常相关。

至于挑战的话，在微观层面来说，一是人才问题，外资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懂国内市场，也要懂海外市场；另外一个挑战是，外资来到中国是缺乏业绩积累的，积累业绩是比较艰难的一步。

汪弘彬：对于宏观层面的观察，严教授是否有什么补充？

严弘：首先我认为这也是非常好的机会。2015年6月6号，中国私募证券投资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那时候正好是中国股市的前一个高峰，之后6月份就开始了下跌趋势。但是中国私募证券投资行业，特别是在2013年基金法修订，以及2014年私募基金的证监会的监管指引出来以后，有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2015年发展非常快速。

在那个环境下，高金也于2014年首次推出中国对冲基金领军人才课程，在市场上也有很大影响；2015年我们成立研究中心，希望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和评估。所以过去五年里，我们对这个行业和基金管理人的一些特征，及其业绩评估都一直关注着，现在逐渐延伸到了公募基金，希望以后有机会更多地将学术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正如谭总所说，管理人的管理，FOF和MOM，除了对基金本身业绩的考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考量。在国内，股市还是以散户为主，但是实际上过去十年，整个基金的发展非常快，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的占比逐渐上升。然而很多投资者发现找专业投资者比单独选一个股票更难。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不仅要了解整个资本市场的特征，还要对基金经理本身特征做深入的了解。这也是为什么FOF和MOM这种投资形态在过去几年逐渐发展起来了，而且市场上的需求也逐渐增大。

基金会、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大的金融机构，特别是理财子公司的基金巨大，他们不可能一个一个选股票选，他们只能分配给基金经理，如何分配，整体的分配方案是如何，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FOF和MOM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投资形态，值得关注。

汪弘彬：有一个普及性知识的问题，请严院长浅显地讲一讲FOF和MOM的区别？

严弘：FOF就是所谓的基金的基金。比如你有一百万，要把它分到买不同的基金，你不是一个一个股票买，而是分给基金，买一些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在不同的私募基金里进行分配。具体去挑基金产品，做分配的话，实际上要对基金经理和他所运作的投资策略有一定的了解，最后形成的组合就是一个FOF的形式，这个过程中你的主动性比较有限，有一段时间是不能时时刻刻去改变投资配置的；但是在MOM的形式中，你的主动性可以更强一些，因为MOM可以直接跟基金经理时时刻刻地进行交流，甚至有足够的控制权。实际上，FOF的形式和MOM的形式之间有一个得失的权衡，具体而言，如何能够实现目标，采用MOM的形式还是FOF的形式，可能是不同机构投资者需要做出的一种选择。

汪弘彬：同样做管理人的话，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之间会不会有些路径方面的不同，或者市场本质的不同？

谭颖：我认为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区别，包括市场环境不同，资本市场发展不同，尤其是面对客户群体的不同。从罗素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考虑比如一些地方的特色等细节方面的不同。

关于历史业绩的考量，关于对于投资管理人的一些进一步的深入的尽调，从罗素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把它分为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定量而言，一部分是对于历史业绩的各个维度的定性化的测评和考虑；在这个基础上，跟投资管理人、投资团队直接面对面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更主要的是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他的投资方法、逻辑、风格，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的表现，以及他的模式和轨迹是什么样的，以便发挥在组合当中的效用。

严弘：做FOF和MOM最根本的目的是资产配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风险分散。做FOF或者MOM时，在原来基金的分散基础上，也在不断地投资基金经理，这是两层的风险分散。实际上这对于基金，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非常愿意有多层次的风险分散的机制，因为实际上FOF有一个说法就是要以债券的风险实现股权的收益，也就是说我们在风险分散方面能够实现的更彻底一点，但同时能够通过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标的，选择比较好的基金经理、管理人，使得我们的收益能够仍然保持强劲。

谭颖：我们在跟同业交流的时候，发现在2014-2016年这段时间有发行蛮多私募的FOF，但是有一些纯粹是拼盘式的，或者叫做明星基金的拼盘，放在一起效果没有预想的理想，出现了预期外的风险叠加。在管理人层面怎么样做到非常有效的分散，要深入地理解下面的每个工具的作用和特性，不要把相同特性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是投资管理人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严弘：所以做FOF不能追“明星”，好的基金管理人并不是每年都在排行榜的第一名，而是每年都在排行榜的前列。

汪弘彬：投资是一门科学的艺术，需要很多方法论，很多机制和体制的设计。所以外资机构因为它的从业时间比较长，或者市场上充分竞争，尤其过了几个经济周期以后，它的自我的数据或者是计算的模型在修复或者升级的过程中做得更好。外资真正进入市场后，假设FOF或者MOM作为主打，你们认为可能动了谁的奶酪？谁在市场觉得压力更大？

谭颖：对我来说，其实是合作的机会大于竞争。罗素是很特别的，它可以和绝大部分的资管机构都做朋友，因为理论上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子管理人，绝大部分机构都可以是我们的潜在合作方。我认为，我们投资的流程、方法论可能跟本土的市场上的私募或者公募做得不太一样，在海外挑选管理人和在国内挑选管理人也不一样，包括组合管理层面风险控制。

严弘：实际上，中国资管行业的蛋糕非常大的，而且会越来越大，只要有能力的机构都能够在这里面分到一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居民财富的绝大部分都在房地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在资产配置转换的过程当中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以及对金融资产配置的需求是巨大的，所以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好的。两年前资管新规对于整个中国的资管行业发展，是一个转折性的一个里程碑，在整个转变的端口，真正有投资能力的机构就会占到先机。

而现在海外资管机构进入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肯定是一个推动力，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对于已经习惯了现有管理模式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认为海外资管机构进入到中国的话，国内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提高自身的能力，进一步地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PART.2互动Q&A

Q：在养老金市场，高净值的个人客户和银行理财子基金这三个领域，你们会倾向于在哪一个市场先发力？

谭颖：这三个客户群体，首先资金属性是不大相同的。养老金是中长期的一个资金，可能对短期不是那么看重，但是中长期追求一个稳定的财富的积累；高净值的话，我认为是能够承受一定波动的，但是对于回报的要求更高；银行的理财而言，基本上承受波动的能力很差，能够带来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对于下行风险保护做得特别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固收加型的策略在非常受欢迎。

在我看来，如果有大类资产配置的能力，有主动管理的能力，其实对于这三类资金属性都可以设计出契合他们管理的产品。只是在养老金方面，它的下滑曲线或者个性化的设计放上去的话，可能更加有吸引力；高净方面已经切入了，在实际运行或操作的过程中，要看跟各类的机构或资方以什么样的形式切入，比如说对于养老金的管理，国家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认为首先要理解这三种不同的客户群体，对于多管理人来说是充分灵活、充分自由的，然后在中国的监管环境下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切入市场。

Q：针对整个资管行业现状，一是金融科技的影响力量越来越大，二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整体收益率在走下坡路的。所以，从市场的角度，人口的老龄化，资产管理新规的监管对于资产管理行业带来的影响，严院长是否能指点总结一下？

严弘：这个问题也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最近整个市场发展的一些形态，以及政策方面的一些实施。首先从金融科技方面来说，金融科技对于整个金融服务行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资管行业来说，它有两方面，一个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数据对于量化投资的策略带来了很大的创新性进展，所以现在有不少量化投资基金都在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寻找市场中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所以他们对整个计算的能力和算法的提升都有很多的要求，这是一方面。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它的另一面也许是对整个市场的波动产生了很大的提升。所以从全球市场三四月份的大幅波动的情况来看，AI造成的量化投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毕竟它的大数据分析是基于已有的，已经遇到过的一些情况进行分析，如果遇到百年不遇的，类似美国3月份四次熔断的情况，就会造成市场动荡的一些现象，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AI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实际上对于老百姓的资产管理的模式带来了变革，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就是所谓的robot voicing。之前做资产配置需要专业机构，但是现在这些专业机构可能只针对高净值的客户，但是robot voicing是用机器人来提供一些资源配置的方案和策略的服务，这实际上就是面向普罗大众的资产管理的模式，我觉得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各国央行都在放水，目的是为了挽救经济，稳定市场，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更加长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金融损害，一直到现在都没完全恢复，结果现在又来了新的救市措施，虽然短期内是必须的，但长期内是有很大副作用的，一个是利率长期低迷，可能将来通胀的风险也有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好资产管理，如何去选择合理的投资标的，如何选择比较靠谱的基金经理人去做投资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要素。在这种环境下，做好资源配置实际上也是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个必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