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晚，高金E讲堂第五期直播圆满结束，多个国内知名财经平台同步联合呈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EMBA/EE/GES项目联席学术主任吴飞，兴业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戴叙贤以及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贾明军，分别从不同角度与大家一同探讨了疫情下对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的思考。

以下为直播实录：

PART.1疫情对于家庭日常财务状况的影响

吴飞：很显然，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限行等等，给普通家庭的收入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工薪以及工商个体户来说，他们的收入无疑是下降的，但家庭支出是相对固定的，特别是对于长期负债，如房贷、车贷的这一部分家庭影响非常大，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开始思考是否应该适当购买一些商业保险，或是为家庭准备一定量充足的现金？甚至也关注到了家庭负债结构，以便做好长期规划，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实际上，这些因素都跟财富管理中的长期规划和风险管理相关，也往往是中国家庭很容易忽视的核心点，也是财富管理的重要核心。

高金和美国的家庭理财曾经做过一系列研究，我们从中发现中国的中产、新富人群往往缺乏长期财富规划，忽略了财富目标和财务实现时间表。所以，从严格的财务规划标准来看，真正有财富规划的只有5%的人群，而财富规划的存在对于整个家庭实现财富目标以及资产配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比如说，没有财富规划的投资者实现财富目标的现金只有41%，但是有财富规划的投资者，这个现金比例就上升到75%；拥有财富规划的投资者往往持有更加均衡、更加合理的投资组合，比如说他们的投资更加多元化，使用了更多的理财工具，获得更多财富咨询。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帮助他们在面临风险的时候，降低风险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对于另外一部分拥有相对比较充足现金的中国富裕家庭来说，疫情对于家庭的资产配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富裕家庭在资产配置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特征就是过度集中，缺乏多元化。比如说，中国家庭财富配置和美国家庭财富配置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普遍把大部分的资产，78%的资产配置到房地产相关的资产当中。相对而言，美国家庭更多配置到金融资产，配置更具多元化。

本次疫情中，一手房、二手房受疫情影响，交易大量下降，如果配置在商业地产，这个损失更严重。这个情况不仅仅在中国发生，在美国当年发生H1N1流感的时候，在高峰期美国各类资产出现大量回撤当中，回撤比较大的资产就是房产。所以任何的时候，如果过度将资产配置到某个单一资产，就很容易受到黑天鹅影响，可能会对这些集中配置的资产产生“致命”影响。

另外一个配置特点，很多企业主家庭会把主要的资产配置到企业当中。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无法承受停工三个月损失，可能导致企业破产，甚至破坏家庭资产安全。对大型企业来说，同样是受到严重的影响。一个对大中型企业的调研报告显示，认为疫情对于企业有影响甚至严重影响的看法比例高达57%，50%的大中型企业认为他们的全年营收目标会下降10%到50%；也有23%的大中型企业认为他们现金流也只能维持三个月。所以，如果把主要资产配置到企业资产，就很容易受到像疫情这样的黑天鹅的致命打击。

有人认为如果进行投资股票，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确实年后股市有一轮上涨，导致一部分财富的效应，也给我们深受疫情影响投资者一部分安慰。但是当疫情全球蔓延情况下，全球股市齐齐下跌，中国A股出现过山车行情，也出现巨大波动性。所以如果我们把资产配置到股票或者相对投机方法追逐热点，也很容易会遭受到巨大损失。

通过这次疫情，我认为使得中国家庭做资产配置的时候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大考，希望很多家庭也能够开始理解到资产配置中的一些理念需要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要减少过度集中，增加多元化。另外，中国家庭做资产配置的时候，相对比较关心收益而忽略风险管理，这也导致了对我们资产配置的损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开始意识到资产配置也需要风险管理。

另外，近日网络报道了“疫情后最想做的事”，其调研结果发现，有47%的女性认为疫情帮助她们认识到了增加存款的重要性，增加家庭存钱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理财观念的变化，更加进行提前规划，来增加一些风险的防范。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家庭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往往缺乏对于保障型、基础型资产配置的理念。因为大部分的海外家庭会将他们资产的20%甚至20%以上，配置到各种各样的保险中去。但中国对于这类资产理念还有一定保留，所以这也是未来大家需要去考虑的，应对各种可能潜在发生风险最有用的一种工具就是基础保障型资产配置。

PART.2 疫情的非财务类因素影响

吴飞：关于非财务类因素影响，可能疫情最直接影响的是大家的心理健康。这里有一个在2004年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以SARS康复者在康复以后，在后SARS期间表现出来一些心理因素作为研究主体，报告发现很多SARS康复患者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比如非理性焦虑、恐惧等，这一方面跟他们服用药物相关，另外一方面也来自治疗过程中所受到的负面心理因素影响。

相对于2003年SARS来说，今年新冠疫情甚至要更为严重，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信息传播的便捷也导致了很多负面情绪，对于疫区的人来说，自己感染、家人感染去世会造成非常巨大影响。另外，前期医疗资源不足、经验不足所导致的绝望、恐惧情绪，会给个人以及家庭造成长期的深远影响。对于非疫区的人来说，由于过度关注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可能导致受到比较大的心理冲击。

同时，对于家庭关系可能也会产生影响。很多城市的婚姻登记处的离婚预约已经出现爆满，出现一个非常高的离婚潮，在具体大数据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在08年汶川地震以及04年SARS发生以后，离婚率和结婚率都有所上升。

当然有很多经济原理可能会解释这个现象，比如经济学分工理论认为婚姻当中也存在分工现象，因为疫情使得分工不再明显，而且收入差距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婚姻平衡，也就出现了一些矛盾；此外，压力理论认为本来家庭矛盾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的，但是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人们会把一些矛盾放大，导致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产生更大矛盾。此外，也有好的方面比如依附理论，大家都面临危险和压力的时候，可能会互相依附，或者寻找另一方的依赖来获得安全感，这就导致婚姻和家庭关系更加紧密。

总的来说，我认为应对疫情影响的措施，对个人来说首先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信息流量，信息过度会造成信息负担，信息疲惫会冲击我们心理；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尽量寻找倾诉和宣泄的出口，必要的时候寻找心理干预。

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提倡良性引导，提倡一个正确的议论环境和示范行为，来降低对心理的影响。经济学中还有一个“个人压力成长理论”，类似我们谈到的反脆弱性。这个理论认为压力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进步的，对于家庭关系也是一样。因为疫情带来的压力可能导致大家共同面对暴露出来的财务、非财务问题，这也是家庭成员共同成长、互相依赖、积极沟通并且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乐观的角度看，疫情也许会给我们中国家庭财富管理补上一门课，也会倒逼部分中国家庭摒弃一些落后的财富管理理念，去寻找新的方法论和更加专业人士的帮助。“时代的一颗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于家庭财富管理来说，我们只有做好精神和物质两手准备，才能有机会在疫情这座大山面前顺利翻越，而我们每翻越一座山，每多行一段路，也会帮助我们在未来走得更远，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在战胜疫情之后还能收获更多关于家庭财富的思考。

PART.3 深度对话

吴飞：从戴总的角度来说，您所观察到中国家庭资产配置除了相对比较集中，缺乏多元化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特点？这样的配置特点跟他们本身的理财或财富管理理念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

戴叙贤：从国内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现状来看，在以追求资产规模扩大增长为目标的前十年、二十年的行业发展初期，以及成长壮大的历程中，这确实是许多财富管理机构的一个经营目标。但是近几年随着财富管理行业竞争的加剧和投资者风险理念的加强，风险意识也在逐步加强和优化，一部分财富机构从追求代客管理的AUM增长逐渐转向公司专业能力和品牌建设，把这方面作为财富管理机构一个经营目标，当属国际品牌项目，如摩根大通、睿信、宝盛集团，国内也有一些商业行回归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顾问服务。

其实国内的财富管理目前涵盖了财务的规划，投资组合，还有一系列综合金融配置的代客投资咨询顾问服务，这些机构也是商业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还有这几年成长起来的互联网金融，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是民间非金融的财富管理机构，数量上已达上万家，但客观的讲，行业的发展也确实良莠不齐。

刚才您提到现在中国高净值客户的整个资产结构中，有70%-80%都是不动产房地产投资，这也符合现状，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因为房地产资产价格的上涨，还有一定资产泡沫的存在，大家觉得房地产投资确实是前几十年最好的投资收益。

但随着近几年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的调整，一些投资者在资产结构的调整上对原来刚性结构已经做了优化。有数据分析和观察显示，其实从去年下半年中国俗称“千万富翁”的高净值客户群体，已经成为卖豪宅的主要群体，这体现了他们在资产配置上已经产生变化。

我个人认为，对于现在的高净值客户，从我们商业行私人银行部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兴业银行私人银行部的理念，我们倾向于坚持和引导客户接受一种当期与长期均衡的策略，尤其是这次疫情出现之后，会对国内居民未来的生活模式产生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净值客户在财富管理尤其是资产配置，比如周期的选择与搭配、流动性强与流动性弱的资产比例搭配等方面，应该也会产生变化，并且可能会加速国际化变化。

依照相关的财富管理研究公司的数据，到去年年底中国的高净值客户已经达到了四五百万家庭户数，非常庞大。其中超高净值客户，国际标准通常讲的十个亿以上美元家庭已经达到799个，比美国还多了173个，美国626个，全球共有2800多个。北京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全球10亿美元企业主居住之都，比美国多了110位；上海位居全球第三，有83位10亿美元家庭资产的企业主居住在上海。

中国的高净值客户家庭财富管理的结构与国际上比较，确实有特有的中国特色。国际上高净值客户财富越大越是呈现金字塔形状，而中国高净值客户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独特结构。这些千万富翁中，企业主大概占到60%以上，专业投资人士17%，以及靠高薪收入的家庭（主要分布在金融业和互联网金融的高级从业者）；并且女性占比提高到了17.5%。他们在财富规划的理念和投资偏好上确实也呈现比较大差异性。

但是我觉得差异性转变的分水岭很典型，就是我们国家颁布的资管新规，在法律层面打破了固守几十年的刚性兑付。所以，目前市场家庭财富管理的这些投资者，由原来无风险收益率为主导的配置理念，随着资管新规和舆论的“吹风”，逐渐转向价值投资，他们的风险理念也逐渐提高。所以这两年关于家庭财富管理多元化的配置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尤其成为亿万富翁比较关注的话题。

疫情影响下，很多财富管理机构，商业行私人银行部门，财富管理部门，还有一些证券公司财富管理部门，已经在重新检视过去为客户财富管理投资顾问咨询理念，是否要调整。

一方面，引导客户做多元化资产配置来分散风险，来避免由于某一个黑天鹅导致的市场资产波动，甚至连本金都受到巨大损害的波动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我认为客户与机构之间以往的面对面交流方式也在产生变化。疫情之下，无接触金融服务倒逼着金融机构加强线上服务科技开发，平台支持以及从业人员服务方式的转变。另外在客户端，以前这些千万富翁客户要在装修最豪华贵宾室面对面交流，以体现尊贵感，这次疫情之后客户也在理念上有所改变，他们更喜欢线上视频、微信等线上交流方式。所以我觉得后疫情时代在家庭管理、财务管理机构、客户端需求等产生着比较大的变化。这是第一点。

这两年来包括疫情发生之后，我认为客户在投资理念和财务管理理念也有很大进步。一个是投资决策慢慢由本来的靠自己理解，转向依赖于身边少数理财顾问的建议，并且把财富交给自己认可的有专业能力机构去管理。我们研究了这两年的十亿、百亿、千亿企业主富翁以及一些企业家族办公室，他们管理自己家族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信任自己的亲戚，让家族里的人来打理，而这一块也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变化的过程。我相信随着市场的变化和风险的不断出现，这部分人会慢慢接受把财富交给专业机构，如商业银行财富管理机构、私人银行部、券商基金，我认为应该很快能够看到他们在选择和资产管理上的变化。

我个人在这次疫情后还是建议投资者把自己的财富交给专业机构来打理。中国整个金融业的财富管理机构，这几年来专业能力在提升，信息也很通畅。第二，现在从业人员也年轻化，大部分有留学背景，专业能力跟国际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的财富管理人员还有一点有优势就是比较接地气，比较能了解中国家庭财富的实际情况和投资偏好。另外，国内相对比较稳健，目前还没有完全依赖模型或者某一个因子来决定投资配置的最终决策。

第二点建议，目前疫情对中国整个金融资产，它所产生的一些风险的暴露还没有显现，暴露一定是滞后的，可能半年或者是今年之内会显现。所以我觉得未来平抑风险，更要交给专业人打理。

第三点建议，我觉得目前的配置，利率确实也处于下行的一个周期，从全球上看尤其是最近美国隔夜利率已经接近零了，美债利率也已经是零点几了，这在短中期内是趋势性的，国内是不是低利率我不敢说，但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资产低收益周期。所以我个人建议财富管理客户，在疫情阶段的资产配置要多元化。理财买长不买短，炒股不如买基金，我觉得至少这两个比较通俗的话，希望成为大家疫情期间财富管理遵循的逻辑，周期长保证现在取得的配置高收益资产能够延续，使整个管理周期收益比较稳定。

吴飞：实际上，无论是高净值人群，还是普通、中产、高净值家庭财富，不仅仅是在资产配置中会有变化，同时在全球机构服务或者服务方式这方面也应该有一个变化，应该更多依赖机构专业人士。因为未来重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收益，更重要的是风险。在风险这方面，普通人肯定是比不上专业机构更好的技术和手段。

PART.4 Q&A互动

Q1:那些风险难测，高收入高消费的高净值家庭应该如何提前规划出一道隔离带，作为家庭财富的风险缓冲？

吴飞：我理解的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有三个目标，一是保护，二是管理，三是传承。当下客户最关心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财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要做好风险管理，我们应该防范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去防范风险。首先，财富管理的种类非常多，有财富的有非财富的，你要面临风险管理也是种类非常繁多的，但是总的原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一些可能会对我们长期财富来说造成一个永久性损失的这类风险。

做好风险管理实际上是很难的，高净值人群做好风险管理既要考虑后端，也要考虑前端。前端要降低发生的可能性，做好风险隔离，家族信托本身就是很好的工具。后端也要考虑到在风险发生的情况下，是否有一些应对措施，比如家里有没有保留一部分现金或一些备案。

某些事情发生时，可能企业家被牵连进去，但他的太太和小孩可能没有受到影响，这个也需要家族信托这一类的工具来管理。总的来说。我认为风险防范是可以隔离的，有工具也有一定的方案可以去实施隔离，但具体隔离方案以及工具的选择，最终还是回到非常重要一个点——找专业人士解决问题。

Q2：资产规模的增长是每个财富管理机构所追求的目标，但实现增长的逻辑各不相同，有一些机构会顺着投资者的短期需求，随着市场升温为客户推荐当期最热门的产品，也有一些机构会逆着投资者的短期需求，在市场上涨情况下，仍不断引导客户通过多元配置来降低风险，在这两者之间您认为应该如何选择和平衡呢？

戴叙贤：其实家族信托是目前防范企业风险波及到个人家庭财富最好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这不是一个产品，是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随着这十年五年来高净值客户国际化交流以及他们对风险观念和配置理念的接受之后，优秀的财富管理机构，包括民间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商业上的私人银行部门，其实已经在改变这种经营的策略，不再仅仅追求管理资产的大小，而是追求价值客户对自己的依存度和信任度，通俗讲就是把管理资产做到客户资产损失概率的最低。如何做到资产收益率高于市场平均利率，就体现了你的专业能力。

当前很多优秀的财富管理机构，已经在做盈利模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现在大家追求的是拥有固定的企业主或固定的高净值和非高净值客户，并且让这些客户永远追随机构。所以我认为现在已经是价值客户的争夺时代，也就是说客户愿意把家庭财产交给你并且信任你，你财富管理机构又有专业能力把财富管理的资产风险降到最低，收益率也相对高于大部分的财富管理机构，表现出你的专业能力差异性。

Q3：目前国内不少知名企业家均已设立或将所持公司股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您如何看待中国高净值人士使用家族信托进行财富传承的趋势，这种做法未来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贾明军：首先点评一下家族信托。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我们要知道客人的需求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他的需求在于增值保值，我们就要问了做家族信托能不能增值保值；第二个目标是财富的安全；第三，要实现传承。

关于增值保值，我们国内现在做家族信托年化收益率，我个人认为比起客人的希望是远远达不到的，但是客人要有一个抉择，做家族信托目的是稳和传承而不是快，快就代表风险，所以要考虑清楚，不可能左右都兼具。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增值保值这个角度你寄希望于家族信托的话，这个出发点就不是特别合适。

家族信托能不能实现债务隔离？不一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最简单的话说，能实现债务隔离是因为所有权发生了相对比较彻底的转移。如果你做的家族信托是一个没有改变绝对所有权或者没有改变法律上相对所有权，那么这个债务隔离是不能实现的，或者说不能很好的实现，不论境内还是境外都是如此。家族信托可以起到债务隔离作用，但关键也要看架构。

家族信托第三个要做的目的是税收筹划。信托最大作用有两点，第一个是债务隔离，第二是永续传承，至于税收筹划是相对的，不管是境内做还是境外做，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

稍微点评一下股权筹划。我个人认为家族信托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做股权信托。我们现在金融资产类信托比较多，但客人希望做股权类信托。假如说我们符合条件，不管是境内还是在境外，做股权信托也好，做股权结构设计也好，要有格外的考量。为什么呢？因为最值钱东西是是你的股权。所以股权结构设计非常重要。

最后，各个财富管理工具都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财富筹划很重要但不紧急，我的结论是早做早省钱，晚做成本高，你现在保健体检的费用远远比你做手术便宜得多，希望大家能听得进去这句话。谢谢。